誠信是人的立身之本，也是城市的發(fā)展之基。對于一個城市而言，誠信是無價之寶，是金字招牌。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“弘揚誠信文化，健全誠信建設長效機制”，這是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，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的重要一環(huán)。人無信不立，國無信不興。中國自古以來就強調“講信修睦”，這不僅是中國由來已久的歷史文化傳統(tǒng)，更是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道德圭臬，是為人之本、處世之方、立國之基。誠實守信，是中華民族的傳統(tǒng)美德，是社會安定的道德基礎，是每一位公民的立身之本。

　　古語記載，講信修睦出自《禮記·禮運》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”寓指講究信用，睦鄰修好。《禮記》中將“講信修睦”視為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。在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，無論是人與人之間，還是國與國之間，要調整相互間的關系，達至親密和睦這一境界的關鍵就在于以“信”為優(yōu)良美德和思想傳統(tǒng)。何謂“信”？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“信，誠也。人言則無不信者，故從人言。”“信”是一個會意字，其本義是以言語取信于人。正所謂“志以發(fā)言，言以出信，信以立志。”由“信”之本義引申，“信”意味著誠實無欺，恪守信用。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諸子百家多元并存，他們雖對個人的窮通榮辱、國家的治亂興衰懷持著各異的思想與態(tài)度，但誠信卻是他們共同推崇的道德準則。

　　從個體層面而言，“信”是人格基礎，是立身行道必須堅守的道德底線。早在春秋時期，古人就將“信”視作一個人應當具備的最基本的德行。孔子認為，重允諾而言必信是君子人格的內在要求，可以作為衡量君子的標準。在他看來，“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輗，小車無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一個人若不講信義，恰似車無軸輪無法運行一樣，就無法在社會中立足。正如朱熹所言：“人若不忠信，如木之無本，水之無源，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。”為了不失信于人，面對他者的請求，必須仔細估量、考慮，不能急著應允。當一件事既處于自己能力范圍以內，又合乎道義，方能允諾他人。

　　從社會層面而言，人們對“信”的恪守是維持社會和諧、促進社會團結的重要紐帶。社會由個體的人組成，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，決定著一個社會是否有序，是否和諧。“信”是社會的黏合劑。惟有社會成員間實現互信，整個社會才能正常運轉。在經濟活動中，經營者誠信為本，貨真價實才能贏得消費者信賴，長久獲利。商人以利潤最大化作為追求，但只重個人利益，罔顧整個社會效益，尤其是摒棄道德的獲利方式難以持久。中國古人將“信”作為經商原則由來已久，形成了“市不豫賈”“賈而好儒”的商德文化。中國傳統(tǒng)商德講誠信、重道義，將義與利結合，其中尤以誠信為重。荀子力贊“良賈”，認為“商賈敦愨無詐，則商旅安，貨通財，而國求給矣。”管子曾言：“非誠賈不得食于賈”，明確指出商德的根本就是誠信。呂不韋更是將良好的商業(yè)道德看作是“萬利之本”。

　　從國家層面而言，“信”是政權穩(wěn)固的基石。信德在中國古代社會發(fā)展的過程中不斷深化，從道德意義進一步擴展至處世、治世的重要倫理原則，成為治國理政、安邦定國的重要抓手。“信，國之寶也，民之所庇也。”對國家而言，誠信猶如寶器，在為國從政中發(fā)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。中國傳統(tǒng)思想重道德，將道德原則放在論政的首要位置，其中尤以政治誠信為重。孔子提出“為政以德”，內在規(guī)定了為政者必須要講誠信。據《論語·顏淵》記載，子貢曾向孔子請教政事，孔子將“足食”“足兵”“民信”列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三個基本要素。在子貢的追問下，孔子指出若迫不得已只能取其一，那就“去兵”“去食”，而必須保留的是“民信”。在治政的三個要素中，政府的公信力遠比兵馬、糧草重要。“民無信不立”，“信則民任焉”，一個政權若不能取得百姓信任就會垮掉，而惟有以“信”為基石，才能得到百姓擁立。國之本在民，“取信于民則王，欺之于民則敗”，歷史一再證明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。